喻昌与中医理论

喻氏之三纲学说

喻昌是研究《伤寒论》的著名医家之一。他认为，四时虽均有外感，但张仲景独详于伤寒，治伤寒之法，可变化而用于其他外感，故伤寒为四时外感之大纲。而在“伤寒六经中，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；而太阳经中，又以风伤卫、寒伤营、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。”这就形成了喻昌三纲学说的主要观点。风伤卫用桂枝汤，寒伤营用麻黄汤，风寒两伤营卫用大青龙汤。用之得当，风寒立时解散，不劳余力。喻氏倡导三纲说的含义在于，麻黄、桂枝、青龙三方主治太阳表证。若表证辨治得法，则不会出现种种变证及传经之病，而能将伤寒病治愈于得病初期。因此，喻氏之三纲学说体现了张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，虽然后世对此观点是否符合仲景原意，有无临床实际意义提出异议，但应当看到喻氏之说的积极意义。

对燥症的认识

至于燥气病机，喻氏认为，入秋并不遂燥，是大热之后，继以凉生，凉生而热解，渐至大凉，燥令乃行。虽然燥生于秋冷，但其性异于寒湿，却常偏于火热，这是因为“燥位之下，火气承之”，燥盛而兼火化之故。《内经》提出“燥胜则干”，故临床所见，干于外则皮肤皴揭，干于内则精血枯涸。津液耗竭，出现种种变化。总之，燥之为病，火热为盛而致。燥为秋金主气，故易伤肺脏。早在《内经》中就有“诸气膹郁，皆属于肺”，“诸痿喘呕，皆属于上”的认识。这是燥伤于肺的病症。对于燥病的治疗，喻氏创立了著名方剂清燥救肺汤，该方由桑叶、煨石膏、生甘草、人参、胡麻仁、阿胶、麦门冬、杏仁、枇杷叶等药组成，以治疗诸气膹郁，诸痿喘呕，肺之燥者。其用药的宗旨，强调治燥忌用辛香行气之品，以防伤津助燥。总之，喻氏于燥之论述，从其邪气生成，病邪性质，致病特点，临床表现，治疗原则，临床用药一一加以论述，可谓对燥症深刻认识的一大家，其影响十分深远，被后世医家所推崇，至今仍有很大影响。

诊治规范

喻昌十分注意诊治规范，并撰有专文讲述医案的书写。他说，书写医案时，必书“某年某月某地县，人年纪若干，形之肥瘦长短若何，色之黑白枯润若何，声之清浊长短若何，人之形志苦乐若何，病始何日，初服何药，次后再服何药，某药稍效，某药不效，时下昼夜孰重，寒热孰多，饮食喜恶多寡，二便滑涩无有，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，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，何脉兼见，其症或内伤，或外感，或兼内外，或不内外，依经断为何病，其标本先后何在，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，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，十剂中何剂，五气中何气，五味中何味，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，其效验定于何时，一一详明，务令丝毫不爽。”也就是说，需要仔细而全面地收集病症，不仅包括望闻问切的有关情况，同时亦包括天时、地理等自然情况，不仅包括各种病症表现，也包括致病的原因，病情的发展变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准确辨证，正确施治。喻氏建立的这一诊治规范，充分体现了喻氏强调辨证论治的思想，注重科学、严谨的作风。

“大气”的认识

喻昌认为，人体之中存在有“大气”统摄于周身。正是由于大气的作用，才使五脏六腑、大小经络发挥各自的功能活动。若大气一衰，则人身的气机运动无源，既不能升降，又不能出入，致使“神机化灭，气立孤危”，再甚者则危及生命。正由于大气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，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。他认为人身之大气，即胸中之气，其气包举于肺之周围。由于大气的作用，使脏腑经络功能得以发挥，营卫之气得以统摄。而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，无处不到，环流不息，致使通体活动功能正常，生命活力旺盛。大气虽为胸中之气，然胸中还存在着膻中之气、宗气。喻氏认为，膻中之气、宗气与大气虽出于同一部位，但有所不同，应当加以区分。

膻中之气为臣使之官，有其职位，说明有其具体的作用。大气则无可名象，没有具体作用，有如太虚之中包举地形一样，主持着整个自然界。宗气与营气、卫气分为三隧，虽为十二经之主，但有隧而言，说明有具体所指，而不同于大气之空洞无着落，二者亦不相同。因此，大气高于宗气、膻中之气以及脏腑之气、经络之气。人身各种气均在大气的统摄之下，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以维持全身的功能活动。此即喻氏论大气的主要观点。该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如张锡纯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论大气，创立升陷汤等，均与该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但是，文中论大气虽强调其对人身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，而在治疗时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药水平，理论与治疗似有不合拍之处。其将大气与宗气、膻中之气加以区分，但其如何运用于临床实际，尚未阐发十分深入，故而后人不采纳其说者亦有之。

历史评价

喻昌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，不仅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独有体会，倡导三纲学说，而且对于中医基础理论问题颇有建树。其大气论、秋燥论的观点亦为后世所称许。此外，其强调辨证施治，倡导诊治规范，亦很有学术价值。至于其临床经验亦十分丰富，治痢用活人败麦散以逆流挽舟，治关格用进退黄连汤升降阴阳等，都被后人所推崇。故而，喻氏成为清初三大医家之一，名噪一时。